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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柱: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意味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它是对社会主义改造成果的继承、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否定,也不意味20世纪50年代中期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应当肯定,20世纪50年代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亿万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所作出的决定性选择。”(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2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归根到底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是加速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同样是这一历史必然性的要求和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仅仅经过3年的时间,国民经济就迅速得到恢复,从而把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提上日程。这就是要通过国家的工业化来实现100多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国家富强的理想。近代中国历史已证明,以资本主义为取向的国家工业化道路是走不通的,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惟一正确的选择。这不仅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向,是中国人民的主体性选择,而且这时也具备了实现它的基本条件。
    第一,有了较强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这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1949年为342%,1952年上升到56%。与私营工业相比,国营工业不仅规模较大,而且技术设备比较先进;不但有轻工业,而且有重工业。

    要实现国家工业化,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这首先和主要的是依靠和办好原有的国营工业;另一方面要建设新的工业,这也主要是要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国营工业,包括对原有国营工业的改建和扩建。因为在中国,私人是没有能力投资兴建新的、足以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基础的那种大型工矿企业的。因而,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首先是意味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先天不足、发展维艰,难以成为国民经济起飞的基地。中国民族资本的主体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民族工业资本在整个民族资本中只占1/5,且主要分布在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据解放初期的统计,雇工在500人以上的工厂在民族资本主义的工厂中只占01%,697%的工厂只有不到10个工人,791%的工厂实际上是工场手工业。在这样弱小的基础上,通过一个时期的资本主义的自身发展,把中国建成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诚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一定时期内既有对国计民生有利的积极作用,也有对国计民生不利的消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有责任通过正确的政策帮助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存和发展,发挥资本主义工业对生产发展和新工业建设的作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同国家、国营经济乃至社会之间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工商业调整之后,1951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加剧了这种矛盾,这导致了1952年上半年的“五反”运动。另一方面,由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下,成本高,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小或没有,因而导致工业产品短缺,使国家计划受到严重影响。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这部分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合理的充分的发展以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全部实现。以上两方面情况,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需要进一步改组,而且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又一个基本因素。

    第三,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样是生产力发展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客观要求。土地改革使农业生产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使之在一个时期内获得迅速发展。但是,土改后的农业经济仍然没有改变其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性质,生产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个体农户耕地一般户均10亩左右,经营规模十分狭小;生产工具严重不足,贫雇农户均占有耕畜仅047头,犁041部;资金十分短缺,一个农户一年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支出仅523元,其中用于购买生产工具的为65元。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要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平整土地和改良土壤,使用改良农具以至机器来进行耕作、播种和收获,实行分工制来发展多种经营等,都难以做到。许多农户不仅无力扩大再生产,有的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由于力量单薄,遇到自然灾害,更是没有抗御能力。如果不引导个体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不仅不能进一步发展农村生产力和改善农民的生活,而且农村也不可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粮、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和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等条件,从而严重制约工业的发展。个体农业的这种状况,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第四,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决定我们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外因。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外交上、经济上、军事上的严密封锁。中国不仅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大国得到什么援助,而且连通常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当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战后为独立而斗争的国家同情中国,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这种援助在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种国际环境,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正是上述多方面的因素构成了一股水到渠成的历史合力,把我国推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胡乔木认为,“中国经济在五十年代的最重要事件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就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部而论,重要的是,无论早几年或迟几年,保留多少私有成份,经济管理上和计划方法上具有多大程度应有的灵活性,总之,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345、3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这是一个客观的科学的评价。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应当说,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为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为中国以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这已为历史的发展所充分证明。从1957年到1978年的22年间,尽管我们犯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但从总体上说,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是巨大的。工农业总产值,1952年为810亿元,1978年为5 634亿元,1953年—1978年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1952年为349亿元,1978年为4 237亿元,1953年—1978年年均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1952年为461亿元,1978年为1 397亿元,1953年—1978年年均增长率为27%。1957年和1978年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的位次:谷物3—2;棉花2—3;猪牛羊肉2—3;化学纤维26—7;布3—1;煤5—3;原油23—8;发电量13—7;钢9—5;水泥8—4;硫酸14—3;化肥33—3。(参见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1949—1989)》,第333、335、473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除了少数农副产品产量的位次保持不变或略有后退外,谷物和主要工业品产量的位次都明显提高了。
    毫无疑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我国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准备了极为重要的制度的和物质的基础。
   

二、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新制度的不完善性及“三大改造”中的缺点和偏差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无疑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应当承认,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仍存在不完善的方面,对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如果不及时地加以调整和改革,仍然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的作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他特别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在这里,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具体制度即经济体制作了科学的划分,指明经济体制如果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仍有可能对生产力起阻碍作用。这种生产力与经济体制及其他体制的矛盾,虽然并不表现为是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主体地位为主要特征)的矛盾,但确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这个时期的具体表现,反映了它的不适应方面。新时期的改革任务正是从这里提出来的,而改革的目的也正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共产党在完成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历史任务中,紧密地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取得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胜利。但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偏差。对此,应当历史地辩证地加以分析,既要如实地承认这些缺点和偏差,总结教训,又要看到在探索中出现一些缺点和偏差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具体地说,这些缺点和偏差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忽视了我国的具体情况,过分强调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对公有制占绝对优势下多种经济形式长期并存的必要性认识不足。1952年底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正确规定了“一化三改”的任务,但当时确定这条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里,“唯一”的提法显然是绝对化了。根据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原理,应该看到,我国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社会产品还很不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多方面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还远没有得到满足。这种状况决定了只靠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满足不了这种需要的。同时还要看到,由于人口多、底子薄,我国的劳动就业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1 000万青年达到就业年龄,劳动力的增加已超过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单一的所有制形式所无法容纳的。因此,就所有制来说,对这种不完全适合我国国情的、单一的公有制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必要的,同样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要求的。

    新时期党对国情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准确定位,为我们的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立足点。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既包括了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又包括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公有制经济,其内容涵盖了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集体所有制的集体经济、个体所有制的个体经济、私人企业主所有制的私营经济和各种不同性质所有制的混合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这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提出,是党在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克服那种超越发展阶段、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错误观念和做法,消除由于所有制结构不合理而对生产力的束缚,同时又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力排那种企图把经济体制改革引向“私有化”的错误主张。
 

三、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是完整地反映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客观要求。正是由于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明确: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以公有制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第二,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第三,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用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这就是我们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依据。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包含的多种所有制是一个有机结合的统一体。它既包括处在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又包括公有制以外的其他所有制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公有制具有决定性和基础性的意义,如果公有制失去了其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就将丧失自身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会蜕变为非社会主义制度。同时,非公有制经济也是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否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就会脱离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脱离初级阶段的实际,重蹈超越阶段的错误,这对我国生产力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所以,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和非主体的其他所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构成部分,两者可以统一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之中。
    这里要特别指出,我们坚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就是坚持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果,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我们知道,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以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为根本标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是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取得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同样是以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为根本原则的。新时期在所有制方面的改革,是克服那种脱离国情的、以公有制包揽国民经济全部的“左”的做法,而决不是要改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因此,它与社会主义改造之间的关系是继承、完善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否定与被否定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迅猛发展,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相应下降,于是有人以为我国现在的所有制结构与建国初的过渡时期并无多大区别,实际上是回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对于这种比重的变化,要作具体分析。有的是属于合理的调整,因为在现阶段,个体、私营经济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是必然的,只要不损害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应当是允许和鼓励的;但也有个别地区在“私有化”思潮的冲击下,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以损害甚至牺牲公有制主体地位为代价,片面地鼓励和依靠私营经济,这显然是错误的。而就基本经济制度来说,过渡时期虽然也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但它们各自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于今天,因而社会性质也有别。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经济虽居主导地位,但还不是主体部分,接其性质来说,是一种新民主主义的所有制结构;而今天在多种经济成分中,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按其性质来说,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这两种不同质的所有制结构,从根本上把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区分开来。因此可以说,过渡时期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确立的时期,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确立并相对稳固。这也说明在今天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要意义,即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就是坚持社会主义。

    总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问题,是拒绝私有化的根本界限。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再强调:“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111页。)。党的十三大以来历次代表大会都反复论述了这一根本原则。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届五中全会的闭幕讲话中特别指出:“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都要坚持这条原则,只有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任何动摇、放弃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做法,都会脱离社会主义的方向”。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一次深刻阐明了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要性,并强调要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所以,只要我们深刻理解这一根本原则,就会正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科学地认识它与社会主义改造之间历史的和逻辑的内在统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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